- 胡晓东;陈奕哲;胡子杰;
文章以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流转税优惠、所得税优惠和财政补贴三大财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果。研究发现:流转税优惠、所得税优惠和财政补贴均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所得税优惠的促进效果最强,财政补贴次之,流转税优惠效果最弱。进一步研究表明,两类及三类政策同时作用时,均存在明显的互斥效应,形成合成谬误。拓展分析显示:流转税优惠与所得税优惠对智能化程度低、供应链集中度高或融资约束紧的企业,转型促进效果更好,流转税优惠对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作用更明显;财政补贴对智能化转型程度高或融资约束低的企业赋能效果更显著。此外,多维政策组合则对智能化程度低或供应链集中度高的企业,其互斥效应更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区位优势,财税优惠政策在中部地区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财税优惠力度,提高政策精准帮扶能力和长期可持续性,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将优惠政策涵盖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流程,增强政策之间的差异性,适度精简相关政策以优化协同式优惠,大力培育数字科技创新能力。
2025年04期 v.30;No.152 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8K] [下载次数:2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高珂;王涛;竹志奇;褚静仪;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战略布局的重点。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受到多项政策的激励,正全力助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税收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通过构建CGE模型,从所得税和增值税层面,分别模拟了四种调整改进的税收政策,一方面考察GDP、通货膨胀和进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另一方面深入分析了其对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从而评估其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并进行实际成效的高低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税种角度看,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因避免了增长的抵消效应而优于增值税优惠政策;从优惠方式来看,扣除政策因针对性更强,使得效果优于降低税率政策。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25年04期 v.30;No.152 16-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4K] [下载次数: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肖人瑞;黄保聪;谭光荣;徐平国;
文章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考察税收激励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政策效果在高生产率企业、大型企业和以机械设备类投资为主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主要通过增加机械设备类投资和提升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销售收入和出口销售收入增长率,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改善。文章研究为新时期鼓励企业出口、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对外贸易“质升量稳”提供了重要启示。
2025年04期 v.30;No.152 29-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33K] [下载次数: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肖毅;田文;卢奕亨;李华;
文章基于2014—2023年中国对12个CPTPP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与投资非效率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税收征管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东道国税收征管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2)中国对CPTPP成员国的整体投资效率呈上升态势但尚处低位,且国别差异显著。(3)中国对CPTP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且东道国政府信用度、劳动力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和财政自由度的提升均可降低投资非效率程度。(4)营商环境在税收征管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东道国营商环境水平越高,税收征管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越强。因此,文章提出国际层面维护多边主义与践行“全球南方”大国责任;国家层面聚焦“协定导向”与“投资—税收协同”;企业层面注重“区位选择”与“效率—风险平衡”的路径,以提高中国对CPTP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效率。
2025年04期 v.30;No.152 4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50K] [下载次数: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