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

• 数字时代税收治理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杨庆;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度影响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变迁，并给国家治理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机遇，也对当前的税收治理带来新挑战。置于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税收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积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治理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进阶之路。

  2023年01期 v.28;No.137 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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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风险及应对——基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角

  谢金荣;王卫军;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文章在对虚假留抵税额来源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底层逻辑进行阐释。征管程序性缺陷、最终环节制约机制缺失、实体性政策性缺陷、地方政府财政返还等因素导致增值税内在制约机制失灵，抵扣链条断裂，使得虚开发票屡禁不止，进一步增大留抵退税风险。对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短期内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快速应对机制；中期调整征管程序和政策，铲除虚开发票土壤；长期应该建立购买者、销售者自身内在制约机制的货物和劳务税制度。

  2023年01期 v.28;No.137 7-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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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经济涉税风险及防控对策探讨——基于成都市平台经济企业的调研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课题组 ;李杰生;夏显辉;周克清;李汉琦;闫虹雨;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涉税风险，使得税收监管面临新的挑战。文章根据对成都市三家典型平台经济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平台企业无法获取发票、虚开发票形成了很大的涉税风险，而且从平台企业获取收入的自然人纳税人也存在很大的涉税风险。为此，文章提出了转变管理理念、完善法律法规、强化以数治税、全面推动发票电子化改革等措施，旨在加强平台企业的税收监管，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01期 v.28;No.137 14-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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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信用数字化管理的改革进展与启示*——G20国家比较研究

  葛立宇;

  数字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G20国家纳税信用管理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充分研究各类数字技术给纳税信用管理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对重塑和改革纳税信用管理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纳税信用管理改革应在观察和分析G20国家纳税信用数字化管理内容、程序、方法的基础上，补齐自身短板、抢抓时代机遇，争取在数字经济时代赶超世界发展潮流，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信用治理水平早日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2023年01期 v.28;No.137 20-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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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治

• 递延纳税理论拓补与适用展望

  金超;

  目前递延纳税、延期纳税、分期纳税等术语在税法上概念不清，容易导致适用混同，暂不确认纳税义务的发生属于递延纳税，而延长纳税期限的为延期纳税。在课税对象呈现利益持续性情形下，不同于税收优惠，递延纳税体现了课税特区和纳税便利原则。递延纳税理论上还存在权利让与、利息征收、纳税地点与税款分配、税目与税率变化、税种适用等问题。递延纳税在与无需课税区别的同时也需与反避税相协调，未来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转股（资）本纳税、房产税、遗产税、破产重整和公募基础设施REITs等领域可能拥有递延纳税的适用空间。

  2023年01期 v.28;No.137 27-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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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代位权的客体与行使条件辨析——以《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为依据

  龚伟;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使税收代位权制度迎来完善的契机，在修订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条款时，应注重其不同于民事代位权的特质，要求税务机关在行权时保持适度的谦抑性，恪守权利边界。其中，税收代位权的客体范围宜作宽泛解释，不必对“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在税法中予以限缩，可以将客体拓宽至担保权、违约金、利息等；但解除权、合同撤销权等形成权，即使民法领域争议尚存，也不适宜并入税收代位权的客体范围。在行使条件上，鉴于税款无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及避免因税务机关介入而过度击穿债之相对性等现实原因，税收代位权制度应有自身独特的判断标准，在“怠于”和“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两个问题上注重税收的特殊性。

  2023年01期 v.28;No.137 34-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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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税务约谈制度的构建

  马菊花;

  推进非强制性执法方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税务约谈制度在形式要义和功能定位上可以视为非强制执法手段的创新，是柔性执法的体现，因此被执法机关大力推行。但检视制度本身，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约谈范围模糊、约谈记录规定不明、程序规范偏弱等问题，成为制约税务约谈制度发挥功能的主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审视税务约谈制度的不足，结合本土实践，借鉴域外税务约谈有益经验，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强化税务约谈的立法规范，完善税务约谈的构成要素，促进税务约谈制度有效运行。

  2023年01期 v.28;No.137 40-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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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机构经营所得差异化税制研究——CSNA部门分类视角

  陈爱成;

  非营利与经营所得同时出现在非营利组织显得不合常理，成为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立法充满“纠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税制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营利活动未界定、优惠主体不统一、优惠对象不明晰、处罚性税制未建立等四个方面。对此，文章在借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CSNA）的机构部门分类基础上，尝试以创立机构或创立部门为基础，结合职能使命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构建差异化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税制。包含于广义政府部门的非营利机构无论是否获取政府授予的特定权力都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市场机构创立的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其经营所得可享有所得税收优惠；住户部门创立的依靠知识和信息为住户或市场部门提供直接服务或中介服务的机构，其经营所得应避免双重纳税；没有履行法律登记手续的未注册非营利机构应当明确其免税地位；不特定主体创立的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其经营所得主要视其营利性活动与其使命是否相关采用不同的税收激励与约束手段。

  2023年01期 v.28;No.137 47-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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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论

• 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基于多期DID的实证检验

  梁富山;王心洁;

  文章通过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一是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产出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作为长期投入水平的研发人员占比正向效应最大，这有利于企业凝聚人才，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二是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变量中，财政补贴强度的正向效应最大且显著，但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效应不显著，同时财政补贴叠加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可以短期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长期看能否实质性激励创新产出能力尚不明确。三是绿色创新叠加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短期资金投入和潜在人员投入水平分别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和不显著，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则呈显著的负向效应。据此，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2023年01期 v.28;No.137 54-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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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地方税收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

  高玉胭;赵丹;刘兵;

  文章基于中国29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方税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地方税收增长，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地方税收增长的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而数字化服务程度对地方税收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其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间接促进地方税收增长。

  2023年01期 v.28;No.137 67-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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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际财政应急援助的“软法”治理

  李楠楠;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对口支援机制在我国由来已久，是府际财政应急援助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历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府际财政应急援助中的单中心、行政化的“硬法”模式，面临着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社会需求的难题。府际财政应急援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机制，需要一种多中心、协商性的“软法”模式，以强化其包容性和互动型治理结构。府际财政应急援助的“软法”模式，有助于更好回应社会需求，有利于拓展府际财政应急法治内涵，从而实现府际财政应急援助的软硬法协同共治。文章认为应从完善制度基础、建立形式载体以及健全配套机制等方面，综合推进府际财政应急援助的软法治理。

  2023年01期 v.28;No.137 77-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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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和城市公共品供给——基于山东省改革试点的研究

  张益豪;郭晓辉;

  合理划分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和保障。文章基于2016年山东省在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运输三个具体领域实施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试点，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改革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具体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清晰划分能够显著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进而提高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水平,特别是改革还会显著提高教育支出效率。最后，从明确省以下各级事权与支出责任、兼顾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和效率、明确市县两级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2023年01期 v.28;No.137 85-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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