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线从宏观税负视角描绘了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倒U型关系。文章基于拉弗曲线关于税率与税源关系的理论逻辑，结合企业生存因素理论，从微观视角探讨税费负担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基于2008—2021年非金融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税费负担与其生存风险呈U型关系，拐点处的企业最优税费负担率为6.6%；第二，企业外源融资能力显著负向调节税费负担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对税费负担和企业生存风险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第三，税费负担与企业生存风险的U型关系在组织韧性较低、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税费负担与企业生存风险的内在联系，为税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思路和执行边界。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国际税收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解决跨境企业国家税收收入与数字产业价值创造不匹配的问题，一些经济体相继引入以数字化产品为征税对象的数字服务税。文章介绍代表性国家数字服务税的征管现状及其导致的国际税收争议等问题，并结合国际税收“支柱一”方案的多边协商结果，探讨我国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可行性。在全球数字税收深刻变革的大趋势下，我国应谨慎开征数字服务税，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的方式，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视角，依据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新审视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在不同生命周期中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阶段，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激励作用存在差异性，二者以缓解融资约束为传导机制，进而提高科技创新质量；在成长期企业中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的信号效应发挥作用，而在成熟期企业中主要通过税收优惠的资源效应发挥作用。拓展分析表明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组合空间比值与科技创新质量呈倒U形关系，与融资约束呈U形关系，且存在一定的适度区间。为更好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应动态优化财税政策组合，针对不同发展周期企业精准施策，通过减少政策的挤出效应切实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质量。
作为一种结果导向型预算管理模式，地方债的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以预算管理的合法性和绩效管理的合理性为保障，通过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实现“理财”与“理政”的双重功能。促进地方债的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既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必然选择以及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地方债的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相应的建构逻辑，并主导了绩效管理目标、理念和实施路径。在目标重塑上，应促进其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管理；在理念革新上，从传统的管理本位转换为治理本位，确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念；在实施路径上，提升预算管理的民主效力，规范预算管理的绩效导向，形成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的绩效管理体系。
数字经济的勃兴对传统税收征管制度实践带来重大冲击。为回应征管需求，数字平台在应然层面上被规定为税收协力义务的履行主体，但实然层面上其是否应当承担税收协力义务，仍需受成本收益分析和公私二元属性的双重检视。数字平台税收协力义务的类型包括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提示义务和对税务检查工作的配合义务。然而，具体规范对于数字平台税收协力义务的谱系构造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主要表现为税收协力义务的规范体系性缺失、内容完备性不足和配套性规则阙如。因此，应划定清晰的义务边界，分类分级细化义务履行主体与对象，基于比例原则完善义务履行内容,并在包容审慎理念下建构义务配套规则，从而优化数字平台税收协力义务的履行规则，在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切实保障税收公平。
气候变化背景下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加快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但企业避税行为是阻碍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企业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避税行为，从而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文章以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具有“避税治理效应”，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强化气候风险感知的“避税治理效应”，从而增强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文章从管理层气候风险感知的新兴视角出发探索其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助于推进管理层认知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传导机制与后果研究，同时对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价值。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与全面应用下，自动化生产成为重要生产方式，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贡献者，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自然力产生的贡献者，机器人税开征具备正当性。基于自然力利用的财富创造及自然力替代劳动产生的收益，实质上是在价格层面继承了原有劳动的价值表现，机器人税应该根据传统经济的价格核算机器人税的税额。为此，以传统经济的价格核算税额为导向赋予机器人税的立法依据，发挥税收的平衡税收负担、调控经济活动、促进公平正义的功能，不失为一种思路。具体而言，机器人税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者为纳税人，根据传统经济的价格进行课征计税，税率既要考虑到税收对劳动、资本的重新平衡，又要充分顾及机器人本身的经济价值。考虑对劳动力生存和传统经济带来不同危机程度的资本以及纳税人负担能力进行差别设计。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技术通过重构交易成本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机制、重塑主体协作范式，正在引发政府治理制度的效率变革。税收征管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效率水平直接决定着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发挥。文章以制度效率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聚焦数字化转型中“制度—技术—主体”的协同演化难题，探索构建制度效率“四维跃迁”模型，系统阐释数字技术驱动下制度效率提升的底层逻辑，为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提供理论工具包与实践路线图。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税收优惠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文章以2011—202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优惠、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且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税收优惠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位于非东部地区企业更显著。机理检验发现，税收优惠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进而提高了企业新质生产力。
新生的经济业态、复杂的征管逻辑以及倍增的税收征管业务量，给税收监管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简称数电发票)的普及对发票管理产生极大的影响。传统涉税风险评估仅关注企业经营活动的特征属性，忽略了企业间关联关系，导致风险识别的精准性较差。文章针对数电发票应用管理的现实问题，从风险扩散视角出发，围绕发票流构筑企业关联拓扑网络，提出基于Improved GraphSAGE的涉税风险评估模型，在考虑企业行为特征的同时引入企业间拓扑信息。基于S市的数据验证结果表明，使用Improved GraphSAGE模型进行涉税风险识别的性能显著优于传统算法。